战国“区豆”铜量壶考

刘生涛    郭东民

1987年8月，甘肃省正宁县西坡乡石洼村农民姚秀芳, 向县博物馆献交一件铜壶。据交物人说：是她丈夫放羊在地埂上挖柴时发现的。铜壶呈青铜色：绿锈斑斑，红锈夹之。表面无纹饰、高领、平口、溜肩、鼓腹、圈足，肩上铆接兽面衔环双耳(双耳环蚀残严重)。高22.5厘米，腹围59厘米，口径10.4厘米，底径11厘米，重2580克。整体铸造精细，器型规整，并有铭文。腹、肩部一面镌刻“”二字，另一面镌刻“”（二年区命墩历啬夫或栗豆大历啬夫赵弁之所）刻3行19字。铭文镌刻笔划纤细，刀迹较浅，但字形清晰可辨。从字体看，应为战国之物。经实测，容水量为3230毫升。

铭文释译

铜壶一面镌刻“区豆”二字。 区豆：古量名。《左传·昭公三年》：齐旧四量“豆、区、釜、钟”。说明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已有区、豆量器出现。另一面镌刻 “二年区命墩历啬夫或栗豆大历啬夫赵弁之所”。 “”（二年）应为铜壶的纪年，“”（区）为铜壶的名称，说明区应为二年所造。“”（命）字是在战国器物中常见的字。命：使也。使人为事谓之命。“”（墩）①墩子；②特指砖状的瓷土块，是制造量器的原材料。“”（历）《辞源》一释为釜、鬲也。“”（啬夫）：官名，起源甚早，夏代有管理农耕奴隶的啬夫，周朝也有相当于天子助手的啬夫。春秋战国、晋、魏、秦等都有啬夫，职权、地位各有不同(《中国文化史词典》)”。“”（栗）字见于《考古》1984．1期；栗，古代金工的一种。周礼考工记总叙：“攻金之工：筑、冶、凫、栗、段、桃。”疏：“栗氏为量”。栗氏周代掌管冶炼铸造的官名之一，掌制量器。“量器上打有栗印，表明其属于某地栗所造”。由此可知，墩历啬夫和栗豆大历啬夫同一官名，是掌管制造量器的小官吏。赵弁之所四字见山西侯马东周盟誓遗址出土盟书。赵弁应为人名，查史书无其人，是掌管冶炼铸造量器这一作坊的小官吏，这一壶也出自他的作坊。

综上所述，此壶的铭文应为：“二年区。命，墩历啬夫或栗豆大历啬夫赵弁之所。”应译为：顷公二年或出公二年，受某官或某人的指示，墩历啬夫或栗豆大历啬夫赵弁在他掌管的作坊铸造的此壶。

铜壶的名称及量值

铜壶上的“区豆”标记，应为铜壶的名称。因区、豆各为两种量器， 区含豆，所以故为区。其容量经实测为3230毫升。

按其注谓：“四升为豆,四豆为区”。这一四四进位计算，即这1区=3230毫升，1豆=808毫升，1升=208毫升。这也符合：东周、秦、楚、齐每升的单位量值多在200毫升上下这一基本量制(《文物》1981．10期)”。 由此可知，它是一件标准的量器

国别与纪年

铜壶铭文的字体和山西侯马出土的《侯马盟书》字体相同,而候马立盟于晋,盟书的主盟人是晋国的赵鞅，盟书采用的文字当然是晋国的文字。 由此而知，铜壶应是晋国之物。

“二年”应为铜壶的纪年,即铸造时间。那么,应为那个诸候二年呢?“盟誓遗址”十六坑出土的“宗盟类”盟辞日期已确定为公元前495年(即晋定公16年1月13日《考古》1981．1期)。如果按照这一时间推算，那么，铜壶的年代应该在顷公二年(前523年)、定公二年(前510年)或出公二年(前473年)之间，即战国中晚期。

铜壶的由来

晋国铜器在正宁出土确属首见，而晋国器物如何流入于此?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我们只能做一些揣测而已。正宁春秋战国时属义渠戎国管辖,与晋国毗邻,疑有世大家族因祸逃隐，潜居于此,此物遗失于此。又据正宁文史资料载：正宁几个姓氏均为明代由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处分期迁入，随着大批移民的迁入，此壶作为家传之物带入正宁也是有可能的。此壶为战国时期青铜量器中罕见的精品，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它对于研究我国早期的量器有一定的参考作用。1996年9月，经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杨伯达、耿宝昌、张朋川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并定名为“区豆”铜量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