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陕甘宁边区新正县第二完小

张 超

底亩地区在1936年至1940年期间，是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新正县第六区。当时，新正县共有3所完小，第一完小在县政府所在地马家堡，第三完小在新正第一区（三嘉）。设在六区的是第二完小。由于革命形势的变化，这个学校虽然只存在了一年半的时间，但对当时革命事业的发展和革命人才的造就都有一定的贡献，因而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忆当地革命斗争史的时候，这个学校值得讴歌，值得大书一笔。

一、历史北景

这个学校的建立是革命形势发展的产物。底庙地区有大小21个村庄，原来只有五六所私塾，还是时有时无。1936年革命政权建立后，教育事业才逐渐发展了起来。1937年就有11所初小，秋后又办了两处冬学。芦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了，于是救亡教育、国防教育的呼声响彻全国，在这种形势的推动下。当地教师们要求成立一个时事学习、自我教育的组织。经过区委和区政府的批准，组建了一个“国防教育研究会”，定期集会开展学习活动。活动中心是，研究如何使抗日救亡精神贯彻到教学实践中去。具体要求做到这么两个方面：一是改革教学内容，彻底取缔各校所使用的《历史指南》、《地理指南》、《论说精华》、《鉴略妥注》、《幼学故事琼林》等书。代之以《国语》、《算术》、《自然常识》时事政治等教材。二是改革教学方法，改革原来的背诵方式，一律实行课堂教学。这一活动，初步改变了学校的面貌，对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到了1938年，不但所有大一些村庄都有了学校，所有的学校也都逐步走上了正规化，广大群众又纷纷要求建立完小，使大一些的学生有进一步深造的机会。1938年冬，区党政领导根据群众的要求和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报请新正县党政领导机关批准，新正县第二完小就从此诞生了。

二、艰苦办学

该校舍利用了东牛家坡的一座庙宇，这座庙共有瓦房17间，用作教室和教师宿舍，另外借了附近群众的4孔窑洞，作为学生宿舍和师生灶房。教室的桌凳是利用没收下反动地主刘感应家的一批木板，用土基在教室内相间布墩，把木板往上面一搁，宽的就是桌子，窄的就是凳子。至于教师办公用的桌凳，都是向当地群众借来的。没有种表记时就用香来代替。把香分成若干份，用毛笔打出记号，燃烧起来，以定作息时间。教师待遇实行供给制，除吃饭穿衣由政府供给外，每人每月发给1元5角钱的津贴。教学办公费用很少，加之，当时物资又很短缺，有时买不到东西，就找代用品，如粉笔没有了，就用白土自己做，没有墨就把锅底和烟筒上熏下的烟锈刮下来。或用木炭沫代替。学校就是这样自力更生、因陋就简办起来的。

物质条件经较差，但师资力量比较强。该校的教师，大部分来自外省外县，如张士良、潘若姣（女）是江苏的，张均是河北省的，卫凌云（女）是耀县的，马道修是安徽的，赵维平是山西的，张振涵是秦川某县的，这些人大都是在陕北公学和鲁迅师范学习过的，文化程度都比较高。本县的教师只有张超、张效良、张步岗等人。由此可见，当时的党政领导机关对这所小学校是很重视的。

三、组织情况

该校的学生来源，初年级的学生是把东、西牛家坡初小合并起来的，高年级的学生是从全区各学校招收来的。初年级是4个年级编为3个班，三四年级是个复式班，共有学生七八十名；高年级前后2个班，共有学生四十多名。当时的学制不太正规，其中的春季始业的，也有秋季始业的，高年级不叫五年级、六年级，只叫高一班，高二班，修业期限，虽规定初年级为4年，高年级2年，但一遇到干部不足时，高年级的学生就可以调出去参加工作。如高年级的学生朱宝玺，于第二学期就调出去教了冬学。学校的行政组织设校务、教务、生活指导（原先叫训育）、事务、社教（负责夜校识字班和扫盲工作）等处。教师分工：校长先是张士良，后是张效良，教务主任先是卫凌云，后是张士良，生活指导主任是张超，事务主任是潘若姣，社教主任是张步岗。

学生组织；除各班有正副班长和正副组长分管学习和生活外，全校有学生会，设正副主席各一人，委员若干人。又分组宣、经济、文卫等小组。学生的课外活动和社会活动。主要是由学生会组织领导，师生中共有共产党员八九人，教师中的党员有张超、张士良、张效良、张步岗等人；学生中的党员有四五人，能记起名字的有朱宝玺、万鸿俊（后改为张少烟）等人。学校建有党支部，受六区区委会领导，支部书记张超，组织委员张效良，宣传委员张士良。根据当时的形势。党支部对外不分开，但支部内部的生活却很活跃，学校的各项工作，都是由支部研究决定，党员以身作则，带动全体师生贯彻执行。

四、教学活动

该校的课程设置。初年级只有国语、算术、唱歌、图画；高年级有国语、算术、历史、地理、政治常识、自然常识、体育、音乐、图画等课。学校开办时，只是初年级的国语、算术有课本，高年级的各科都没有正式教材，均由任课教师找材料自编自教。第二学期，高年级才有了国语、算术、政治常识、自然常识等课本，其他教材仍由教师自编。直到第三学期，各科教材才配备齐全。就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教学活动还很活跃，当时实施的是战时教育，因而教学工作有两方面的任务；一是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在此基础上，教给学生以实用的文化科学知识，总的目的是培养抗日救国的后备力量，这是首要的任务。二是社会教育的中心任务是宣传党的政策，讲述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动员人民群众积极地支援和参加抗日战争。

该校的教育有这么几特点：①教学活动紧跟政治形势。各科教学都是配合当前的政治形势来进行的，如当抗日统一战线中出现投降、分裂、倒退的逆流时，就给学生讲解学习我党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战略观点；当敌顽固分子搞“磨擦”时，就学习讲解党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政治主张。②校风民主，学风端正。该校的民主作风很好，教师把学生当作革命的同志和阶级兄弟看待，师生关系非常融洽，教师把学生当作革命的同志和阶级兄弟看待，师生关系非常融洽。教师教课不是注入式的灌输，而是因人施教，因势利导，全校上下，一派生机。③忠诚友爱，团结互助，充分显示了这个新型边构学校的风貌。如优等学生自觉帮助差等生。大学生主动教小学生。在课堂上，如有学生不静心听讲，不认真做作业，其他学生就会随时批评指正。在课外又常常组织学习讨论会，以加深对所学课程的理解。④社会教育是战时学校教育的一项特殊任务。高年级学生经常在校外出墙报、写标语、宣传时事政治。并在学校附近村庄上门给群众教认字，教唱歌。星期日有计划、有组织的到其他村庄去，进行时事政策宣传。在重大节日和抗战形势发生变化的时候，学校有针对性地以演戏剧、唱歌、舞蹈、说说快板等形式进行宣传活动。如演唱《黄花岗祭扫》，以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演话剧《张兰镇的鸡蛋》和歌曲《王家庄》以揭露日寇的野蛮暴行。当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后，就把会议精神编成对口曲《小放牛》进行宣传。当国民党旬邑县长张中堂和国民党保安团长郭相堂合谋在甘峪村杀害两个青救会员时，学校就把这一事实编成短剧《顽固分子的心》来演唱，以揭露顽固分子制造磨擦，破坏抗战的阴谋。1940年，边区实行扩兵时，学校就编了《我今天上前线》等快板进行宣传。新兵入伍时，学校又排演戏剧欢送……有力配合了共产党的中心工作，起到了团结自己，打击敌人，争取胜利的作用。

五、时代脚印

1940年初，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顽固分子把侵占新正县六区作为进攻关中分区的突破口。从元月份起，匪军就以邠县永乐镇为据点，对六区进行骚扰，致使学校的教学工作不能顺利进行。到了3月间，学校为了使学生有个安定的学习环境，特把高年级学生搬到南午村去教学。敌人集结在邠县的预备第三师，于5月8日从邠县永乐街出了，对六区突然袭击。由于新正六区没有防守部队，区党政机关只得撤走。学校的初年级学生就地解散了。全体教师和高年级学生随政府迁到了新正县第二区的索罗村。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看到目下收复六区暂不可能，于是经县上决定把高年级学生并到了关中第二师范，教师全部调回县上另行分配。新正县第二完小就这样告一段落。但是在这个有限的时间内，为培养革命干部，支援抗日战争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人们的回忆中留下了抗日战争这个历史时代的特殊印象：

1、培养了一些革命干部，如现在湖北省建材局的党委书记朱宝玺、青海省湟南自治州的州长刘义（原名万新荣），兰州军区炮兵师的副师长张少军（原名万鸿俊），甘肃省天水地委宣传部长房俊锋等人都是这个学校的学生。

2、留下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教育事业的创业精神。

3、留下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正确方针。

4、留下了抵御外患，团结救国的民族传统精神。一个小小的完小，教师就来自5个省，完全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抗日战争走到一起来了。这正是我们中华民族可贵的传统精神，今天我们仍然要发扬光大这种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