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关中师范在新正

党致辉

为了走出困境、寻求真理、继续深造、报效祖国，1946年我曾在陕甘宁边区关中师范学习。

关中师范又叫鲁迅师范、第二师范。因为陕甘宁边区当时有两所师范学校，一所在绥德叫第一师范，一所在关中叫第二师范（当时，外界都叫二师），二师设在关中分区机关所在地——马栏。校址在马栏街道东边的山脚下，负山面水，风景优美，和街道隔河相望，并与西面山坡上的分区机关所在地遥相对峙，从外表看，一无明目显眼的校牌，二无高墙深院，只能看到一排排参差不齐的土窑洞，和农村面貌并无二致，学校只有两幢，土木结构的瓦房做教室，其他如办公室、师生宿舍、图书室灶房等都是窑洞。

学校共有4个教学班，即四班（最高级），依次是5班，6班和当年新招收的七班预备生。总共约有二百多名学生，二十多名教职工。这里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班级学额并无固定，时有增减，因为学生来源复杂，有边区招收的，有从敌占区过来的，还有各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及干部家属等，入学后依其程度分别插入相应班级。为了适应革命工作的需要，有的学生即是学业未满，中途也有被调出去分配工作的。

学校的教学制度也是很分健全的，学生主要是以学习文化为主，按级开设课程，高年级的课程相当于高中，预备班的课程相当于初中，高年级有固定教材，预备班除数学有固定教材外，其余如语文、政治、史地等都是由教师先择材料，油印发给学生，然后教学边选，边印，边教学，并无固定课本。政治课是一门主要学科，政治除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外，主要配合当时的政治形势进行教学，那时正是国共两堂重庆和平谈判以后，和谈所产生的文件就是主要教材，同时结合国际国内形势问题进行教学。

学校对学生实行供给制，学生的食宿、衣物及学习用品等都是学校发给的，学习用品定期定量统一发给，每年还发单棉两身衣服，只是鞋袜没有现成的，需要时由学生向学校提出申请，学校发给大麻，让学生自已打麻鞋。学生的生活非常艰苦，吃的主要是黄米干饭，每天两餐，8个人一组，每顿一瓦盘烩菜，米饭是不定量的，烩菜主要是干洋芋片、干箩卜片、干白菜叶，偶尔有几块大肉、粉条豆腐，这些干菜都是学校上年生产储备的，后来干菜吃完了，就组织学生拾野菜，诸如荠儿菜、灰条、蒲公英等，甚至连刺篷也拾来当菜吃。学校有生产基地，每年学校的蔬菜，都是自己生产的。另外学校还有一台水磨，给各机关单位加工面粉，所剩的黑面，给学生调剂生活，大约每周可以吃一次黑面馍馍，又利用加工后的麸皮喂猪，用以改善师生生活。

每年春天开学后，学校要组织学生上山打柴，首先派身强力壮的同学上山去砍，然后组织学生去扛，因为各机关单位长期砍伐，附近山上已无树可砍，只能到距学校四五里地的山沟去砍，扛柴时全校出动，每天早晨出发，一天往返4趟，学生扛回的柴都要过称计量，总结公布，表扬先进，督促后进，有个外号叫“鲁智深”的同学，身高力大每次可扛一百多斤，是全校的打柴模范学校的周校长（已忘记姓名）已是年逾花甲，须发皆白的老人了，还和同学一起去扛，同学们劝他不要扛了，他说：同甘共苦吗，老了可以少扛一点。大约用一周左右时间，将学校全年能用的柴全部打够。

在这里学生除了打柴，还要参加各种公益劳动，如裁种、嫁接果树、积肥、种菜、兴修水利（主要为学校水磨修渡槽和渠道）、染布（为学生做夏衣）等各种劳动。大约每周有一次劳动任务，有时在课内，有时在课外，有时全班出动，有时部分学生。

学校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抓的很紧，除加强政治思想课外，还经常组织学生参加各种社会活动，1946年4月8日，王若飞等同志晋西北遇难后，在关中震动很大，消息传来后，机关、单位、学校、街道市民沸腾了，当人们听到这则噩耗后都异口同声地说，这是美蒋国反动派捣的鬼，到处是一片愤怒的呼声，人人怒斥美蒋反动派蓄意破坏双十协定，阴谋发动内战的罪行，关中分区为此曾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会场上除悬挂各单位挽联外，还挂上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挽联，在大会上讲话的先后有关中分区专员何玉亭和专署三科科长张剑英，他们讲话时，悲感交集，声泪俱体，使人听了以后十分感动。

按照双十协定，国共对方都要裁减军队，我党按规定裁减了一部分军队，有些被减人员要回老家，但经过国统区时被国民党反动派扣押起来，百般虐待，有几个战士乘机脱逃出来，又回到边区，为揭露反动派破坏停战协定企图发动内战的阴谋，军区司令部举行了一次声讨反动派企图发动内战阴谋的大会，有几个被反动派扣押的复员战士在会上痛斥了他们被反动派扣押和所遭受迫害的经过，使人听了对反动派深恶痛绝，万分憎恨。由于蒋介石决心要发动内战，边区形势越来越紧张，内战迫在眉睫，为适应战争的需要，分区有些单位开始转移，学校也做了必要准备。除对学生进行必要的战时行动纪律等常识教育外，把学校的一些重要物资坚壁清野，方法是把物资放入窑洞里，然后在窑中间做一道墙，这样从外表看是看不出来的，一旦行势紧张，需要转移，就可以轻装上阵无后顾之忧了。后来因情况骤变，学校决定将一些年龄过小的学生进行隐蔽疏散，要他们投亲靠友，暂时隐居，年龄大的学生，隋军转移，我因年龄过小，也被疏散回家了。

这里的学生自治能力很强，学校设立学生会，各班有班委会，那些学生干部（也有青年团组织但不公开），他们都有一定的工作能力，班上的学习、生活、卫生以及各种活动都是他们组织安排的，教师很少过问，如五一、五四期间组织学生开展体育文艺、书法展览等活动都是以班级为单位参与的，平时组织学生打球、下棋、开讨论会以及学生中出现的各种思想问题或生活纠纷，也都是班上先讨论解决，教师只起参谋指导作用。大约每周组织学生到大礼堂去看“八一”剧团的演出，那年（1946年）端阳节还专门看了郭沫若的新编历史剧《屈原》的首场演出，看完后还组织学生进行讨论，评价历史人物。

关中师范师生之间、同学之间，都是以同志关系出现，学生称老师为教员，进办公室也不用报告行礼，可以坐下来自由交谈问题，同学之间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友好相处，情同手足，从无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现象，所以生活虽苦，学生的心情愉快，学习空气十分浓厚，特别是政治空气更浓厚，通过学习革命理论，对学生的启发教育很大，学生的政治觉悟提高很快，我在这里学习后，懂的了许多革命道理，明确了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初步奠定了我从事革命事业的思想基础。从而投入到为人民解放事业斗争的熔炉中去，终生为之奋斗。